中国企业走出去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承诺不是空话，立志要把实现合作共赢的承诺付诸行动。

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强大了要干什么，如何干。历史表明，大国必争，强国必霸。

尽管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人们担心，一旦中国采取扩张型战略，与美国争夺影响力，世界就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大国争端，进而引发大的战争。

1、“一带一路”基础是互联互通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贸易大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中国要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包括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创建更好的环境。

“一带一路”可以作为推动发展合作的大平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投入和带动，动员各方的积极性，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

长期以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融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长项目工程建设融资，非常困难。

通过“一带一路”，创建合作性融资机构和其他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破解融资瓶颈，中国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倡导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宣布出资成立丝路基金等，目的就是如此。

我国开放发展从沿海地区开始，经过几十年，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但是，国内东西部发展不均衡，西部发展大大落后；对外关系的不均衡，东重西轻。

当今推动“一带”建设，是要以“丝绸之路”的互利交往精神，建设新的开放与合作的经济发展带，把中国与沿线国用发展这个主线紧密连接起来，构建经济、政治、安全、人文全面链接的新关系，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一路”战略下的内容不仅仅是打通基于开放安全的航海通道，而且还要推进发展合作，与海上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沿海发展经济带，通过港口连接，为港口经济、沿海经济创建新的发展空间。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大战略设计的支撑基础。互联互通的概念最早由东盟提出，后来扩展到东亚合作机制、亚太合作机制，如今，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设计指导思想超越了自贸区和多边贸易体制，旨在推进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也突破了以我为主的利益观，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发展。

我国有20多个近邻国家，陆海相接，构成特殊的关系。中国一向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定为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和外交的优先目标。

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

“一带一路”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对与周边国家关系认识的重大战略性转变，新的国家战略日渐清晰，即推动基于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将会使周边经济圈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紧密的利益链接是构建中国与周边邻国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2、全球化的现实空间不平坦

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彻底改变人类命运和世界面貌的三位一体历史过程。时至今日，世界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工业化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依靠吸收外资、扩大出口来加快发展。在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周边地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直接和最便利的新空间。

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就具有不可阻挡之势。

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后发国家进入经济全球化，并不就是走上了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而往往是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险途，难免付出代价和经历痛苦。落后国家总是怀疑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新殖民主义”阴谋，试图以封闭作为避难所。

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才幡然醒悟，决意向市场经济转变，实行开放政策，勇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

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获得较快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会从周边国家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拓展机会，从而使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延伸发展的依托带。

202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32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折合1891.3亿美元，增长8%）。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9853.7亿元人民币，增长5.2%（折合1465亿美元，增长0.9%）。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859.4亿元人民币，增长7.2%。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424.9亿元人民币， 增长4.3%；新签合同额17021.7亿元人民币，增长2.1%。

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9.7亿美元，增长3.3%，占同期总额的17.9%；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49.4亿美元，新签合同额1296.2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54.8%和51.2%。

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是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由对外贸易大国迈向对外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积极影响全球金融和经济格局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人民币加入SDR、自贸试验区纵深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内涵正在进一步深化，确立了“双向开放”的新格局。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以，由实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各国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实际状况。

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但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型国家的基础设施现状仍然是制约经济全球化的瓶颈。

关于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各经济体间的力量对比，对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博弈关系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空间是极度不平坦的。无论是在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自然物质条件上，还是在以此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上，经济全球化都是一个以现实的地缘条件和地缘政治格局为转移的过程。

如果没有工业，即将无用物转变为有用物的人类生产活动，地球上无“资源”可言，所谓“自然资源”完全是以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前提的。而当人类拥有了可以利用海洋和陆地的工业能力时，“领域”就具有了战略价值。于是，争夺“领域”的行为导致了“帝国”时代的出现。

以往的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于“自由”“交换”“开放”。

在现实中，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难以一统全球，因此，要么战争，要么共存，而共存必须达到一定的“均势”。仅此一点，即在均势思维中，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逻辑同经济全球化逻辑具有了一定的契合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认为有“责任”维护世界秩序，以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的美国战略家提出了由美国领导全球的均势“棋局”理论，即要使世界任何地区都不出现能够挑战美国的势力，因此，必须在欧洲、太平洋等各个地缘政治空间中形成各国相互制衡的格局。

从而使无论是欧盟、俄罗斯，还是中国、日本，或者是伊斯兰国家之间，均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以保持美国可以控制的“均势”。

权力平衡，形成地缘政治格局的均势，是保持和平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更是经济全球化能够取得趋利避害后果的必要条件。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失去均势基础的全球化绝非人类之福。

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迅速变化，经济中心东移，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缘板块的崛起。

经济全球化需要维持和平，也需要保持全球航道的通畅。同全球化利益一致的国家，主要是工业化的主导国家，它们自认为依据自己的实力实现全球势力的均衡是一种国际责任。

但其他国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中未获利益或遭受损失，甚至沦为强国的殖民地或被其“控制”而处于政治不平等地位。有些国家因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而被边缘化，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甚至被战乱所中断，长期处于“落后国家”“失败国家”的境地。

列强争斗甚至会使市场沦为战场，经济全球化扭曲为世界大战。因此，经济全球化能否取得积极效果，高度依赖于世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3、中企“走岀去”的新机遇

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已具备大力培育跨国企业的基础条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对外投资的重要性相应上升。

2014年我国企业海外资本存量与GDP之比仅达到7%，低于全球33.6%的平均水平，甚至与16.7%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

2022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累计海外资产为10.75万亿元，比上年上榜企业增加了14.6%，与2013中国跨国公司相比，资产增加了139.61 %，24家跨国公司海外资产超过千亿元，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8934.27亿元海外资产再度蝉联榜首。

在“走出去”过程中获得全球品牌、技术等战略性资产。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7%，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

但其中80%以上的出口商品是贴牌生产，严重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大量的制造能力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大量依赖于进口。

为了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除了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推动自主创新之外，通过跨境并购投资和企业跨国经营，获取重要品牌和技术专利，同样不失为一种十分有效的途径。

跨国公司是决定全球资源配置、生产分工和市场格局的主要力量。目前，全球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于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生产网络和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和整合资源，在大量输出产品、服务和资本的同时，为其本国提供了重要资源和商品供给保障，并带来了巨额的海外要素收入和利益。

我国企业只有通过走出去投资，直接参与或引领国际产业合作，才有可能真正提升跨国经营能力和水平，成长为具有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跨国公司。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深化、全球经济复苏明显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

发展跨国企业有助于提升应对人力成本上升和产能过剩的挑战能力。跨境延伸的产业链条将为现有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较大发展空间和可能性。产业链条跨境延伸，有助于带动金融、物流、电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大量依赖于进口。从全球来看，目前已探明储量的石油仅仅能够开采40年左右。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企业通过扩大海外资源投资，获得了大量全球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和配置权益，成为左右国际矿产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矿产资源供需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

鉴于我国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匮乏的基本国情，通过鼓励高耗能、资源型产品生产企业的海外产业转移，有助于减少国内能源和资源消耗，缓解环境保护压力。

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含香港、台湾）公司数量达到145家，数量继续位居各国之首，但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中国上榜企业平均利润41.2亿美元，而美国124家上榜企业平均利润高达100.5亿美元，美国企业盈利数额几乎达到中国上榜企业的2.5倍。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最为重要的产业分工合作方式，参与方的利益分配取决于各自的参与程度和所处环节。我国虽然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大国，但由于产业技术和出口附加值水平偏低等因素影响，在全球价值链中尚处于中低端位置，获取的增加值相对有限。全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长期任务。

发达国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施加了诸多干扰，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日本比较突出，综合运用外交、宣传、经济等多种手段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多方面干扰，显著加大了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

我们对外投资现在相当大一部分投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今后沿着“一带一路”会占到对外投资的40%以上。当前，迫切需要在推动我国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快金融开放，必须金融保险跟着一起走，包括信用评级等。

即使现在人民币进入SDR篮子，但真正企业能够使用，成为国际定价结算交易的货币，还有艰巨的路要走。价值储藏职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职能，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为各国（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民币储备渠道。

境外投资项目，无论投资多大，首先是一种市场选择、市场商业决策结果，只有把商业做好了才能说带来这样的国家利益。

到境外发展农业，种的粮食必须运到国内，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种粮食首先要考虑商业利益，卖到当地，促进世界范围的粮食供应增加，自然而然中国粮食安全就会实现。

2022年，我国已经向国际市场输送了45批315万吨的天然气给欧洲。而在2021年美国强行要将美国的天然气卖给中国，为了减少中美贸易顺差。我国中石化与美国签订了20年期限，从美国购置400万吨高于市场价的天然气合同（中俄签约的气价是每千立方350美元）。中石化去年直接从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港口发货，直达欧洲港口，省了很多运费，一船美国天然气，中国就赚了十亿美金。

因为有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我国将过剩的天然气转手卖给了能源危机的欧洲，赚回了足够的价差，还为欧洲解决了天然气的短缺问题。这才是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新机遇。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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